近日，由学院黄蓉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构筑、实践创新、辉煌成就与宝贵经验研究”课题组，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试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的现代化特征》。作者为课题组成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方建。
[摘 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的重要表述。把这一重要表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加以审视，不仅具有时序意义，更有着丰富的现代化特征：科学揭示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充分展现现代化条件保障的现实性；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性；鲜明凸显现代化目标的指向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蕴含的现代化特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为“关键一步”的战略考量，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性演进与渐进性发展的基本规定性。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这一重要表述置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下加以审视，不仅具有时序意义，更有着丰富的现代化特征，在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条件、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目标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从现代化视域释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蕴含的丰富特征，有助于加深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大意义的认识，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性演进与渐进性发展的基本规定性创设思考空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科学揭示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纵观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能否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直接影响到现代化宏观战略的制定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这一重要表述是对现代化建设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科学揭示。
1.体现对现代化建设艰巨性的理性认知
现代化作为“最复杂的过程”，必然会带来建设上的艰巨性。就现代化本身而言，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可从以下四个维度予以说明。
第一，从任务维度考察。一般来说，现代化最为基本的内涵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种转变固然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变动，但这种转变并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面相，与此并行或由此引申出的变化是一系列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概念的提出赋予现代化更为丰富的内涵。现代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现代化建设不能单打独斗，需要统筹兼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二，从动力维度考察。现代化是生产力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所呈现出的直观图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态高度吻合。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的深刻洞察，为理解生产力之于现代化的意义提供了学理依据。“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P591)“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P532-533)能否实现现代化的跃迁，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实现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三，从关系维度考察。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迁，现代化涉及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政治、变革与稳定、发展与保护、生产与分配、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等诸多关系。上述关系的变动不是平静的，“在机器的影响下（请注意，正是在机器工业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3](P204)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处理好各对关系的难度。能否有效处理各对关系，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习近平基于宏观的历史视野对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就有过深刻阐发：“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4](P255)
第四，从保障维度考察。当现代化进入一国或一地的实践场域后，需要领导力量、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人力资源等多要素参与。一般而言，这些要素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匹配度高，现代化推进会比较顺利，反之现代化进程则会受到影响。然而，多要素协同驱动现代化并非易事，当出现政党领导现代化能力不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难以契合、群体认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等问题时，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就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例如，有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条件有限，试图借助外力走向现代化，但又陷入对他国的依附；也有的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动力机制无法支持其继续发展，导致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
由于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并不多。仅从工业化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到，“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4](P360)就中国而言，“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5](P4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统筹解决现代化各项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协调处理各项关系、促进诸要素匹配现代化要求提供了时空场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进程，体现对现代化建设艰巨性的理性认知，有利于在渐进发展中适应并化解现代化的艰巨性。
2.凸显对现代化建设长期性的主动把握
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间属性。“一方面，现代化作为概念，既有时间的含义，又有变化的含义；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过程，也是既有时间的特征，又有变化的特征。”[6](P2)现代化的时间属性决定了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到1840年前后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在英国工业革命影响下，工业革命开始向欧洲大陆和北美等地扩展。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美国等国家着力推动工业发展，到19世纪中期基本完成工业革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实现了高度工业化，走完了工业化的最后发展阶段”。[7](P224)当然，工业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若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审视现代化历程，现代化需要花费的时间则更长。西方国家沿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8](P159)
我国改革开放后，在评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可行性时，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继而用传统文化中“小康”进行表征。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9](P194) 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并与现代化联系起来：“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9](P237)邓小平对小康建设的时间也有清醒认识：“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三十年到五十年不行。”[10](P816)总之，用“小康”表征现代化的发展状态，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客观全面地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建设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总结出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11](P840)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这就把此前确立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调整为实现小康。历史地看，把小康水平作为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是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政治考量，其积极意义在于“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这是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12](P241)“小康”的出场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小康社会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小康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准备，凸显了对现代化建设长期性的清醒认识和科学规划。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充分展现现代化条件保障的现实性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是脱离现实的逻辑推演，而是基于整体发展水平的事实判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现实基础、社会主要矛盾、领导力量等维度充分展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条件保障的现实性。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契合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的复合条件
实现现代化有赖于一定条件。以往基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的认识，工业发展状况成为评判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划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依据。对发展中国家颇具吸引力的“赶超战略”就十分强调工业化水平等经济指标的赶超，但也产生了农业等其他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发展后劲不足等消极影响。从认识根源来看，“把工业化与现代化等同视之的倾向，导源于用过程的某一种因素去指称整个过程的做法”。[13](P5)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积累的做法和经验显然是重要参照。然而，国外学者列维在对这两类现代化国家进行比较后认识到，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14](P82-83)到底如何创造现代化的支撑条件？哪些条件必不可少？哪些条件最为主要？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需作进一步探索。不过，基于已有认识可以确定，现代化的支撑条件是复合条件，单类产业的发展、单项指标的完成、单个领域的进步都不足以支撑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总体概念”[5](P506)的属性，并非单一指标的达成，契合了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复合条件。小康社会在谋划和推进过程中，追求的是富有整体性的发展状态。党的十三大对实现第二步小康目标的展望，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九大针对全面小康的短板提出的三大攻坚战，都在聚焦和确保小康社会的整体性。经过接续探索，小康社会的“全面”形象日益明晰，即涉及领域、区域、人口等方面，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15](P26)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演进、统筹推进的过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全面发展、整体向上的态势。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立足中国国情的整体性发展状态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置条件，克服了单一维度支撑现代化的理论缺陷和实践缺失，跳出了以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现代化进程的局限。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求，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变化，而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16](P8)从宏大历史视角来看，“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17](P30)因此，只有准确认识、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向前发展。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不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比如，在认识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17](P114)在导向上，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同时，嵌入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导向，牵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理论上，提出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在战略上，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战略；在实践上，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等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形成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形态以及各领域协调发展的良性状态，社会主要矛盾朝着有效解决的方向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智慧，强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体量越大，需要协调的方面就越多，对领导力量的渴求便越迫切。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智慧，进一步锻造了统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力量。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18
]一方面，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诠释“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7](P8)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项繁重的历史任务，面临诸多客观制约，这就需要发挥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谈及“能动性在战争中”这一问题时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19](P477)中国共产党通过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最大限度发挥自觉能动性，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方向行进。以贫困问题为例，“在世界银行掌握数据的132个国家中，即便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2018年也仅有9个国家实现了贫困发生率的清零。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也尚未根本消除绝对贫困”。[20](P3)中国共产党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了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按照“五个一批”分类施策；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政策文件；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建立“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工作机制；选好配强干部队伍，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正是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最终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经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拥护。
另一方面，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打基础、谋长远”的政治优势和领导智慧。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有着“打基础、谋长远”的行动自觉，这一点在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谋划小康社会建设时便赋予其为后续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的使命。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二步就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就从战略层面确定了小康社会所肩负的奠基使命。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21](P321)基于思想认识的连续性和战略部署的科学性，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奠基使命不断强化和凸显。“打基础、谋长远”的执政思维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历史耐心、“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积小胜为大胜”的意志品质。实践证明，把长期任务转化为若干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阶段性目标，在不断达成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任务，中国共产党这种治国理政方式日益显现出实践效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深刻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性
小康社会的发展演进和丰富属性，“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无到有、渐次生成和基本定型的演化变迁”。[22]明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建立在剥削压迫、殖民掠夺、侵略战争、依附他国、破坏自然等基础上，这就同已有现代化发展道路区分开来，具有鲜明的超越性，主要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民性、和平性和内生性、总体性。
1.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表征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人民性既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也是制度评价的重大问题。在剥削制度下，由于人民性被掩盖，呈现出人在地位上有高低贵贱之分、价值创造与价值享有相分离、剥削压迫驱使不同阶级走向对抗等现实样态。面对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23](P349)的生存状态，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2](P368)进言之，人民性还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从人民性视角来审视西方现代化进程，其遵循资本逻辑而不是人民逻辑，一味追求“物”的现代化，由此产生了“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24](P768)人的存在价值和社会意义被窄化等问题。因此，“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5](P407)社会历史的演进呼唤高扬人民性的制度出场，呼唤现代化建设彰显人民性。
人民性匡正了发展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得到充分彰显，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并向实践转化，确保发展成果的受益群体是全体人民。如果说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是源于人民性的肯定性规定，那么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区域滞后，不让一个民族落下，“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5](P407)等则是源于人民性的否定性规定。人民性的价值规定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建设、共同享有成果的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民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旨归得到承继。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重大原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都表明人民性已深深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
2.全面小康是奋斗出来的小康，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和内生性
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着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通过建立殖民地、侵占领土、抢夺财富等方式“公然掠夺弱者”，[25](P248)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20世纪初，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控制着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小康社会的成就是几代中国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1922年，英国学者罗素在其著作《中国问题》中认为：“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26](P3-4)这一预见性认识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中国从未侵略过他国、掠夺过他国。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与他国既不是依附关系，也不是脱钩关系，更不是对抗关系，中国一贯主张合作共赢，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面小康是奋斗出来的小康，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不是靠别国的“恩赐”，而是内生性演化的成就。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次演讲中声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重建了中国’”。[27]这个论断是毫无依据的歪曲。小康社会得以全面建成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如果说改革侧重“破旧”，摆脱来自旧观念旧做法的束缚，那么创新则追求“立新”，实现对旧观念旧做法的超越，两者共同发力，形成不僵化、不懈怠的自我发展机制，赋予小康社会内生性演进的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战略举措，旗帜鲜明地传递出改革是关键一招；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置于首位，旗帜鲜明地传递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助于确保改革创新的动力效应持久释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意味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承继着依托改革创新实现内生性演化的特性。
3.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塑造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形态的总体性
根据社会有机体思想，“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3](P10-11)根源于人的实践和交往活动中的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性或总体性。马克思还从发展过程和演进趋向作了进一步论述：“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28](P237)文明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从语义来看，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创造的、体现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基于文明与社会的内在关联，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支撑并生成文明的总体性。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表现为“社会实践在社会系统各个构成领域的展开及其积极进步的成果，必然积淀形成由诸多文明要素构成的文明系统”。[29]
从现代化史来看，塑造文明的总体性有着现实意义。一旦某方面文明的价值被遮蔽，无疑会损害现代化的成果。比如，精神文明滞后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文化、思想道德的发展，还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受到“重物质轻精神”的影响，“物欲横流、私欲膨胀，信仰缺失、精神贫乏，生活颓废、道德沦丧，社会上充斥着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枪支暴力、种族歧视、偷盗抢劫等犯罪”。[30]比如，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显著标志，以工业文明为主要形态，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留下深刻教训，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公害事件等问题接踵而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不断升级。
从内涵来看，全面小康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要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属性意味着文明形态不是单一结构，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此外，“全面”还意味着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这表明“五大文明”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有着辩证结构、相互联系的整体存在和发展，进而塑造出“总体性文明”的样态。“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不是限于某些文明因素，也不是限于某些领域，更不是限于某些可以量化的指标，而是对文明的整体观照。”[31]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5](P483)把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联系起来后，中国式现代化也就以总体性文明的属性实现了对“对文明的整体观照”。
概括而言，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奋斗出来的小康、全面发展的小康，由此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不是从原则出发的逻辑推演，也不是纯粹的应然概括，而是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体现着鲜明的客观实在性。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鲜明凸显现代化目标的指向性
“基础”既是达成上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标志，又是实现下一个阶段性目标的起点，由此构成相邻两个阶段性目标的联结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总体小康的拓展和提升，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是总体小康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对现代化的目标更替、目标结构、目标实现具有积极影响。
1.确保现代化目标更替的有序性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自然的历史进程，又是自觉的实践过程。作为自觉的实践过程，突出体现在分阶段确立目标，发挥好上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奠基作用和下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引领作用，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其核心要义在于把夯实基础作为促进阶段性目标有序更替的关键所在。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小康社会不断发展的演进线索，也是理解如何确保不同阶段现代化目标有序更替的思维线索。“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顶层设计。到20世纪末，已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根据最初设想，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之后，第三步怎么走，得结合实际情况确定。谋划第三步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有机衔接的问题。实现总体小康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总体来说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同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应当如何将其与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有机衔接起来。另一个是时间跨度的问题。从总体小康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时间跨度长达50年，人们普遍感到“时间跨度比较大，能否划出一段时间，提出一个鲜明的阶段性目标”。[32](P414)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强调“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33](P14-15)从党的十六大的部署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20年的建设期，目标较总体小康有充实和提升，追求“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33](P15)可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为夯实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基础、解决相邻目标时间跨度较长问题提供了方案。在保持小康社会作为“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这一基本定位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适时优化和调整小康社会的目标，不断强化趋向现代化目标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充实和深化了小康社会的内涵，确保现代化目标科学更替。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相较于总体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在时间上衔接更紧密、内容上对接更全面、阶段上承接更顺畅，有效避免了达到总体小康之后直接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出后续阶段现代化目标，基础扎实、条件成熟，也就确保了现代化目标的有序更替。
2.形塑现代化目标结构的系统性
现代化目标结构反映着现代化的内容，对现代化建设实践具有规范和指向的作用。基于对现代化内涵的洞察，现代化目标理应是系统结构。目标结构并非凭空构建，已知事实是建构目标结构的关键因素。恩格斯就曾指出：“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34](P408)同理，深入研究并提出后续阶段现代化的目标构成，需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化目标结构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其一，横向目标结构的系统性。在小康社会建设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实现了从“两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演变。与之相适应，现代化奋斗目标由“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扩展提升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横向目标结构的系统性不断完善。在目标系统中，五个领域的子目标不是并列的，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进一步彰显出现代化横向目标结构的系统性。其二，纵向目标结构的系统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了现代化纵向目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一是把规划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按照从2021年到2035年年均增长5%、价格指数2%、假定汇率不变测算，到2035年我国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90万亿元、约合43.6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20.6万元、约合3万美元，届时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35](P72)二是把本世纪中叶的目标提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纵向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形成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由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组成的“目标链”，进一步彰显出现代化纵向目标结构的系统性。
3.增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可及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明，我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同自身设定的现代化目标要求逐步趋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36]由此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提出的后续现代化目标，不是远超出能力范围的目标，而是经过努力可期可及的目标。
第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保障力量，是评估现代化目标能否达成的重要衡量维度。“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5](P226)在调节关系、建立秩序、规范运行、维护公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就现代化而言，制度同样至关重要。以法治为观测维度，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37](P84)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38](P1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突出制度建设的分量，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致力于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经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得到彰显，各族人民的制度自信更加坚定，为强化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度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现实条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基础是多方面的，需要在兼顾全面的同时把握好重点。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由此成为理解物质基础的重要分析向度。其一，新型工业化方面。我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创造了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成就。其二，信息化方面。我国信息通信业实现迭代跨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不断加快。其三，城镇化方面。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12年的52.57%提升到2020年的63.89%，“基本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都市圈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39](P46)其四，农业现代化方面。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阶段。
第三，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精神动力和重要支撑。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角度看，精神力量的重要意义突出体现在“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40](P97)近代以来，各种救国方案轮番登场，“但这些方案无论是延续历史母版还是套用国外模板，都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人在精神上是困惑、焦虑和被动的”。[41]精神被动状况最终得以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曾充分肯定两者之间的关联：“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2](P1516)新时代精神力量实现由“主动”变为“更为主动”，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激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时代生成与正向生长，强化了主体能动性对现代化目标达成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确保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结语
毛泽东指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43](P108)发展阶段的递进变化不是无条件的，依赖于前一个阶段为后一个阶段奠定的基础，进而保证历史进程的接续推进，避免陷入迟滞乃至衰退的泥潭。小康和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前后相继的两个具体样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先后展开。小康社会如期全面建成，从多个维度彰显出现代化特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渐进的、正向的、有序的变化，为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开辟了时空场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条件保障，为科学描绘和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提供了现实依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重要表述蕴含的现代化特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为“关键一步”的战略考量，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内生性演进与渐进性发展的基本规定性。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6] 李秀林，等.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7] 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
[13]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4] 参见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8] 张晓松，等.“十四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承德纪实[N].人民日报，2021-08- 27（1）.
[1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 蔡昉.成长的烦恼：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 黄蓉生.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建设思想的发展进路、标识范畴及拓新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6）.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5] 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6] [英]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27] 钟轩理.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N].人民日报，2018-10-10（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张云飞.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J].国家治理，2021，（25）.
[30] 曲青山.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J].求是，2023，（16）.
[31] 丰子义.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8-30（3）.
[3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5]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36]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4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41] 王炳林.充分发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1）.
[4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3]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